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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是什么样的节目,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来看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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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5·12汶川地震,柴静在现场报道。没有主题,没有策划案,只有记录生活里的片断。“遇上了就拍,遇不上就待着。”她和工作伙伴跟采访对象共同生活。这是柴静想要的工作状态。 (柴静供图)

  柴静的新书《看见》出版不到一个月,印数已过百万。“骂柴”和“挺柴”的两派抓住时机,在网上开打嘴仗,一方指责她“心灵鸡汤,用文艺腔把社会问题简单化”,另一方说“谁不让我喜欢柴静,我就反对谁”。

  柴静对南方周末记者说:“你是什么样的节目、什么样的人格,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来看,所以不用分辩和解释。”这是谈到《看见》中的一期节目,又似乎另有所指。她说对自己没有好奇心,在书中写的是自己试图成为职业记者的过程。“这很困难,因为人性本能不欢迎‘客观公正’,总有一些事实想要掩盖或粉饰。我只能说,我尽可能诚实了。”

  “不要找,要等”

  2012年12月21日,在广州方所演讲和签书前几小时,柴静秘密地做了一期节目的采访,她走在坑坑洼洼的地上,脚上沾满泥,摄像在耳机里听到她低声说了一句:靠,还是这个过瘾。

  柴静原本设想在中央电视台《新闻调查》做十年,甚至以上。到第六年,她被台里调离。

  做完《24小时》之后,接下来是《面对面》。那时柴静并不知道《看见》的存在,也不知道这是在每天中午播出的一档纪录片节目。偶尔看到一期节目,她打电话给《看见》的制片人李伦,要求过去。理由是:“这片子把我惊着了,这年头还有人愿意这么拍电视?”

  这期节目叫《古浪冬天的神话》。讲的是一个叫“北京厨子”的人从北京赶往甘肃古浪,救助那里124名患了矽肺(尘肺病中比较危急的一种)的矿工的故事。柴静记得其中的一组镜头:“厨子”张罗了很多宴席,请病人吃饭,晚上回到宾馆,他躺在床上,翘着腿跟记者聊天。

  “我很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人向电视记者这样袒露内心,这个记者肯定是不着急、慢慢地陪着这个人,陪了很长时间,一块吃一块住,一块在那个穷地方受着冻,才能有这个东西。我就想要这个。”

  柴静自己最接近这种状态是5·12地震时在北川杨柳坪的拍摄,不知道主题,没有策划案。她想起铁凝说过的一段往事,那时铁凝30岁,冰心问她:“姑娘,成家了没有?”铁凝说:“没有。”“嗯,不要找,要等。”

  那次的拍摄就是“等”——“遇上了就拍,遇不上就待着”。“记者很少跟受访者共同生活,总是带着任务来了又走了,但在那种情况下非得跟他们生活不可。这样,你才能看见雨是怎么从破了的瓦上掉下来,蜜蜂怎么飞来掉在茶水里,你用刀尖小心把它挑起来移走,看它歪斜一会儿,再飞走。这是生活。”

  柴静和南方周末记者提起默罗,这是CBS的著名播音员,在“二战”时期德军进占维也纳时有一段即席播报,堪称广播节目现场直播史的开端。显然,他的现场报道也让她沉醉。

  柴静最喜欢的是默罗在1940年伦敦遭受轰炸期间的系列报道——著名的“这是伦敦”。“这太了不起了。他根本不需要画面,他的语言就能创造画面。”在车里,柴静开始复述其中一段,窗外车流正拥挤——

  这是德军的第一次轰炸。他的开场白是:这是伦敦,在夜晚,当炮弹呼啸着穿过丛林,丛林也呼啸以对。轰炸过后,他路过一家百货公司,里面的货架很多都倒了,有一瓶黄桃罐头从货架上翻倒,碎了,罐头里的汁液拉得很长,隔很长时间才会掉到地面上,他说,那是全伦敦唯一能够听到的声音。

  “电视记者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信口开河,一定要把5分钟填满,所以就说一些无意义的废话,但他不是,每一个字都精确地嵌在那里。”

  柴静学习的另一个对象是沃尔特·克朗凯特(冷战时期美国最负盛名的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)。她记得他曾经描写的两个细节:

  一次是在海军服役,对方大炮打过来的时候他们正在打牌,炮弹几乎击中船身了,发生了很大的震荡,手中的牌撒得满天都是,最后有一张黑桃A斜斜地插在了船板上;另一次是在战争结束之后,他进入荷兰,在装甲车上,士兵除了要接受姑娘们的亲吻之外,还有人们纷纷向他们投掷郁金香花束,因为郁金香都是用铁丝绑着的,他就被一根铁丝正中鼻梁流了血,这是他在战争中第一次流血。

  复述完毕,柴静眼睛睁得很圆:“你看,他们不是简单的新闻记者,而是作家,我要向他们学习如何写作。”

  “以前的我,很可能就追上去了”

  报道李阳家暴事件的这期节目播出后,柴静很长一段时间觉得不舒服。

  现场是这样的——柴静问:你为家庭做了什么?李阳回答:我一年回来二十天。柴静再问:这是你对家庭做的最重要的事吗?李阳回答:我本来可以回来得更少。紧接着他把问题掷向他的对手:你是一个事业很成功的女强人吧?你也是把工作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吧?柴静当即接了招:家庭应该有很重要的价值。

  该不该有这样的交锋?事后,柴静的朋友牟森问她:“为什么这样?”柴静答:“因为他反问我。”他摇头:“反问不是原因,而是结果,他为什么反问你呢?”

  这让柴静开始想:人一定是受到了压力,想要反击,才会反问。但柴静认为自己的反应也很自然,“我是一个女性记者,也做过女子监狱的暴力犯罪调查,知道遭受暴力的女性的心理,自然就有我的价值判断。”

  2006年,柴静采访虐猫事件的主角,她质问将虐猫视频传至网上只为牟利的当事人:即使不违法,难道就不用考虑道德?另一次,在做了关于违法征地的采访后,她又在笔记本上写:“太没有道德了。”

  现在她显得不那么非此即彼。“就像我们看电影的时候说这是好人,这是坏人,会热泪盈眶或者义愤填膺一样,都是一种刺激,人会因为迷恋这种刺激而把它变成一种模式。记者这个身份就是要把这种模式破除,把情绪变成认知,而不是对它加以判断。”

  采访李阳后近一年,2012年的9月,柴静采访了李永波。这又是一个身处漩涡中心的人——在伦敦奥运会上,女羽双打队员于洋和王晓理因“消极比赛”被取消比赛资格,李永波深受舆论批评。他也和李阳一样,语带锋芒,性格强硬。

  节目进行到中段,谈到林丹和李宗伟在上海的一场国际邀请赛,当时林丹领先了四球,上海观众为弱者加油,喊“李宗伟加油”,李永波很生气,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:“要是再这样的话上海我就再也不来了,怎么能为外国人加油呢?你们都不爱国。”

  如果是过去,这可能会是一个短兵相接的采访,可能会火花四溅。“无非是一些句式,比如‘难道你不觉得……’,‘可是有人会质疑……’用这种否定和质问的方式。有一部分记者是这么做的,观众也会很喜欢,但是我自己现在不会这么做。”

  这次柴静换了一种问法:你为什么这么想?李永波用他一贯的桀骜态度开始辩解。当柴静说“体育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一定水平,观众对于体育文明也有更高的理解”时,李永波的态度忽然松动了。他说:“对,其实喊一喊也挺好的,这对球员在赛场上心理素质的成熟也有帮助。”

  “我没有质问他,只是提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,其实这种可能性在他心里早就生根发芽了,你把土松一松,这个芽自己就长出来了。”柴静说。

  到结尾,柴静问李永波,韩国教练因为奥运会上“消极比赛”被终身禁赛,和你的处境反差这么大,为什么?此时,李永波摘下话筒,一边说“我要赶飞机”,一边快步离开了现场。

  以前的柴静,有可能会追上去,“希望你回应一下这件事,在你登上飞机之前还有时间。”这次她没有动。“电视有很强大的力量,剪辑和写稿的时候,对于同样的影像,放在不同的位置上加以解读,都会有完全不同的效果。况且有些问题不一定非要问出来,你留出一些空隙,观众自己会补足。”节目原原本本地播出了这个画面,而在片尾,也照例由柴静做了一段长一分半钟的陈述和解说。

  不久后又有刘欢的采访。过程顺利,但结束后刘欢打电话来,希望谈到的一些内容不要用。这部分主要关于他为何退出选秀节目,涉及一些较为尖锐的看法。这本是采访中的重点篇幅,也是节目的新闻点和看点,但节目最终剪掉了这些片断。

  在受访者的接受度和观众的接受度两者之间,现在的柴静选择前者。“采访本身有一种傲慢的可能。过去我觉得我就是观众的代言人,要完成他们交给我的使命,但是现在我会首先尊重坐在我对面的人,因为对这个人来说,节目播出后对他人生的影响可能是你不可估量的。最重要的是,即使我不播这些内容,同样应该有自信完成一期质量不错的节目。”

  节目播出后,柴静发现刘欢本人很认同,观众也没有不买账:“每个栏目会有自己的观众群,不用你去营造,或是大声喧哗来吸引。你是什么样的节目、什么样的人格,就会有什么样的人来看,所以不用分辩和解释。”

  “人渣也有人渣的困境”

  2011年4月,柴静的节目《看见》做了“留学生机场刺母事件”。最初广为流传的是一个悚动的火车读物式的故事:一个大逆不道的孽子为了钱在机场捅了亲生母亲,舆论一片责骂。

  “我们反对这种拙劣的市井传奇,只有简陋的模式,多少是智力上的懒惰。”柴静后来在采访中发现,弑母案无关乎道德,实情是:该留学生患有家族遗传的精神分裂症,幻听和妄想已经持续很长时间,但他和家人、学校都一无所知,或是不愿面对。“我不太相信会有异常的人与事,我相信人人都是亲切寻常,我想找到的就是那种真实。”

  药家鑫被执行死刑两个月之后,柴静采访了药庆卫。柴静和节目组的共识是:每天追踪热点新闻,就像大火烧荒——大火一过片草不留,土地焦黑一片,而土壤里的东西关心的人并不多,这不对。他们决定等一等,等大火过去再回到原地。

  事实上,节目组曾在一个月前跟药家的人联系,对方表示不想再说什么,节目编导告诉他们:可以,但任何时候你们想说我们都愿意听。柴静认为这个态度很重要:“你尊重他,不冒犯,但是保持关切。”

  观众反映这期节目的调子过于悲情,有悖于新闻的客观中立原则。柴静不理解他们说的悲情所指为何:“是说那种痛苦吗?这是应该的吧,年迈的父母失去孩子,这是人最大的痛苦之一。”至于客观,“客观不代表没有感情,客观的反面是偏颇,感情的反面是麻木,而客观跟感情从来不相互抵触”。

  柴静对做明星访问一直谨慎,但《看见》里也出现了一些明星,比如姚晨、李亚鹏、贝克汉姆。在《读库》2012年的座谈会上,她跟张立宪谈起此事。张立宪的《读库》有一个原则就是不做显著者,因为显著者的话语权已经太多了,沉默的大多数话语权太少了,而且显著者已经慢慢地不说人话了。

  柴静不再同意这种看法。“以前我会选择,哪些人不要找我做。但是记者的本分是记录这个时代当中任何类型的人,而不能加以个人的观点,否则很容易因为你不喜欢这个人就不给他话语权,就会导致这个人越来越符号化。六哥(张立宪)说有的人是人渣,我说人渣也有人渣的困境,既然我们要做的是人,每个人就应该是平等的。不在于我采访的是不是明星,而在于我采访的是不是人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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