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崔健 中国现在需要特别好的质量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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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崔健 (宋晓辉/图)

  “中国其实也可以影响世界,因为中国有很多话题或者主题,都是全人类共通的,所以我坚持一个原则:中国现在需要特别好的质量。各方面的质量,高质量的牛奶,高质量的房子,高质量的桥,高质量的路,高质量的文化”

  《一无所有》是歪打正着的中彩

  人物周刊:该如何看待《一无所有》在当年获得的空前推崇?

  崔健:那就是一个能量的释放嘛。当时那个土壤,和人有一样的共性,人们的本性是欣赏能量美。但是中国文化里把这些能量都留给了统治者,你看我们的传统文化中,总是统治者有超能量,而且无孔不入,秀才总是聪明却无能。一旦人们发现,有个能量和他们是对等的时候,他们就觉得这种能量最具代表性。可能我当年就是歪打正着,像中彩一样。非要赋予意义,实际上我们代表的就是一个自我能量释放的文化标志。它不单是简单的一首歌或某个人的出现,我觉得当时很多中国人都希望证明自己。释放能量是一种美,它是善意的,不是恶意的。

  在那种时代背景下,很多人就是感受到,我们喜欢这种个人化的风格,我们愿意用这种方式告诉世界我们人性深处的兴奋。这种兴奋包括我们有权利或者有机会来表达自己的痛苦和激情。

  人物周刊:你为何选择摇滚这种西方的音乐形式,却又大量使用唢呐竹笛这些东方乐器?

  崔健:因为我们要弘扬的是自己的人性。当我们要表达自己时,发现西方乐器真的表达不出东方的那种苦涩的情感,这就是中国人的情感。就跟唱歌一样,每种语言都是一种乐器,中国人唱歌就用汉语,西班牙人就会选择弗拉明戈。他们的吉他为什么那样弹,因为他们说话就那样。摇滚为什么英语是最好的,因为每种语言都是有声音特质的。

  人物周刊:你如何看待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提供摇滚发展的土壤?

  崔健:如果没有商业做圆场的话,确实是这样。不管怎么样,摇滚乐是商业的,它确实具备巨大的商业能量。鼎盛时期,它最高能占到全世界整个唱片销量的76%,相当惊人的一个比例。所以它其实已经变成主流,人的天性和精神世界需要这些东西,摇滚乐应该是主流音乐。在中国也一样。你说你现在搁置它、封杀它,你办不到。你搁置的时间越长,它爆发的点越大,不信你瞧着吧。

  人物周刊:你对当下中国摇滚圈生态的认识可能会让很多人意外。为什么会认为现在比你当年刚出道时还要良性?

  崔健:那个时候摇滚虽然某种程度上是主流音乐,类似《一无所有》这样的音乐形式,的确已经可以跟现在任何的主流形式去扛衡。但相对而言,它们不是因为政策的开放。那个时候还是很封闭,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,只是一味地表演,那个状态有点像横空出世,而现在,才是拔地生长。当年那个状态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假的,只有拔地生长的东西才是真实的。现在的摇滚乐好像很受管制,但是它拔地生长,土壤扎实,而且越来越扎实。现在想起来,当年更像是摇滚在中国强行落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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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90年代初,天安门广场 (受访者提供)

  我是不可取代的

  人物周刊:从你的言论中,感觉你似乎从来不担心被更年轻一代的摇滚人所取代?

  崔健:这跟取代不取代没有什么关系。我已经很多地方被取代了。你比如市场的关注点早就转移到别的人身上了,我也不太在意这个。许巍、汪峰在某种程度上都比我们成功,人家谢天笑也干得不错。每个乐队在一个小范围内都是把我取代了,甚至还有人见到我先FUCK一声,完了再跟我说,嘿,你这老头。但我告诉你,我是不可能被取代的,就像你不可能被取代一样,他们也不可能被取代。

  我做我的音乐,我带领我的观众从我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,去分享我们共同创造的财富,这个就不可取代。任何歌者和歌迷的关系都是这样不可替代,你能替代披头士吗?

  人物周刊:这是否就是你的乐队长盛不衰的原动力?

  崔健:我觉得任何一个乐队都是长盛不衰的。这事儿永远是公平的,只是你愿不愿意长期放弃和坚持的问题。我觉得中国有太多的问题可以通过摇滚乐去表达,政治、文化,太多太多了。凭什么我说我不喜欢这个体制我就要被扼杀呢?我们的文化怎么可能不出问题?

  我觉得中国艺术的生命太脆弱了。我曾经说过,中国的文艺就像美女的屁股一样,别人生气了,往那儿踹一脚;生病了,往那儿打一针;老流氓要掐,也掐在那儿;遇上拍马屁想吹捧你的,也拍那儿。所以这个命运特别悲催。

  所以你刚刚说的对我来说都不是问题,惟一的问题就是你自己放弃了。当你说真的没办法的时候,那就说明你自己放弃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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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90年,崔健在演出空隙到成都外文书店,被热烈的歌迷围观 (肖全/图)

  《一块红布》解了我全盘的扣儿

  人物周刊:你如何拿捏这种抗争和妥协之间的分寸?

  崔健:如果我现在要是撒开地说,我一样还是敏感的。我不知道王朔现在是怎样的,但是这么多年来我知道我自己的内心。我总是能碰到那个临界线,有时是真急:你再封杀我算了!但你周围有一帮人在工作,在靠着你,你不能那样。而且我还是相信,或者说乐观的一面,我就觉得年轻人会起来。他们为了自身利益和成长,一定会打破很多东西,让我意想不到的东西。而且现在上网看,言论确实是相对宽松、自由多了,能看到很多批判的东西。后来我就觉得要是再过于猛烈的话,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有功利色彩在。我就发现有些东西你可以顺其自然。

  你坚持做你的音乐,音乐质量就是最好的武器。就像日本人为什么能征服中国市场,靠的不就是质量?质量无国界嘛,没辙!美国也是,你丫有多深的反美情结都不行。像美国电影,他们有研究观看心理和制作的工业,的确离生活非常近,全世界都在看美国电影。日本文化没有中国这么大,可动画片这些文化软实力确实强大。中国其实也可以影响世界,因为中国有很多话题或者主题,都是全人类共通的,所以我现在坚持一个原则,就是认识到一点:中国现在需要特别好的质量。各方面的质量,高质量的牛奶,高质量的房子,高质量的桥,高质量的路,高质量的文化。

  人物周刊:在被禁的那些年,你怎样直面内心的怨恨?

  崔健:后来我就发现,我让质量说话特别有效。就是我要把演出做得特别好,我要把电影拍得特别好,我要要把歌词写得特别好……这时候就能感觉到力量,而且力量相当大。就算你震撼不了他们,你感化他们。有两种方法,一种是物理性的,一种是化学性的,最好的质量是双性的,又有物理性,又有化学性。

  人物周刊:你的作品中有这样的案例吗?

  崔健:《一块红布》吧。就是你从这边听,他会感动;从那边听,也会被震撼。《一块红布》的感动性和震撼性都特别大。我跟你讲,我那么多作品,《一块红布》从来没出过事儿。第一次演唱的时候在工体,我一个人坐在那儿。你可能不知道,这首歌解了我全盘的扣儿。那天演出有很多人,一个人只能唱一首歌。我唱的时候,拿一块红布,把脸蒙上了。我还在家里试了试,能不能看见这个脚下。那天我旁边很多人看着我说太牛逼了。上场时我都没排练。你要是正儿八经去申请,肯定不会让你唱。因为有一定冒险的成分在,但你就得干。在你不妥协的情况下你做一个举动,很多时候实际上能解了一个全盘的困惑。可能有时候你会错,但是一定不要怕。

  人物周刊:《一块红布》在你创作之初,到底是不是一首情歌?

  崔健:顾名思义,你看歌词就知道,你不可能只想到性,你也不可能只想到政治。我觉得这个东西,再解释就有点小儿科了。你愿意怎么想,就怎么想,我不管。歌词在那儿呢。

  人物周刊:你认为大家对你的作品有误读吗?

  崔健:我本身创作的基础提供的想象范围就很大,它都是自然的。我没有专门去写你们想的那件事儿,所以这个是很自然的。我也写了很多情歌,可能《花房姑娘》就更像是情歌,大家也没有对这个东西有误解,它就是彻底的情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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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2年8月26日,贵州贵阳迷笛音乐节,疯狂的歌迷拥抱崔健

  要有一些艺术家去抵制对文化的摧毁

  人物周刊:有人批评今天的你臣服商业,也有人认为你依然拒绝商业,实情是怎样的?

  崔健:不是臣服,也不拒绝。其实我很合作的,只不过我合作的形式有个比重的问题:就是当我的艺术和原则都能坚持的情况下,我可以放弃一些东西,但我不可能上来就先放弃这些东西。打个比方,为了我下面的演唱会,我刚才需要配合拍照。要是过去我可能就不拍了,或者说我只给你5分钟时间,但刚才我给他整整拍了40分钟。再比如我的演唱会,全是自己做,全是我自己的作品,而且我们那个包装形象,全都是独控的,没有任何团队在给我们操作,等于是自己宣传自己,不是完全仰着某个经纪人公司,或者某个唱片公司的一大帮人,他们在我们这儿没有话语权。我们为了配合,也是为了宣传演出,所以我应该尊重我们的团队,这么辛苦地去安排。实际上,我们作为一个独立的形式存在,是有它特殊性的。

  对我们来说,文化行为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媒体。这个媒体也有监督意义,甚至有种成人教育的意义。艺术有强大的教育功能,好的艺术,就像每天洗澡,可以不断给你洗礼,对你的身体和灵魂都是有益的。就像理财一样,智慧一样可以被打理,好的艺术一旦出现就会带来这种作用。话语权也是我们多年积累出来的,因为我们一直在挑战自己,现在也是,我们正在录制未来10年的曲目,所以这10年我们仍然有新的作品。而且我们每次演出都带着百分百的热情,而不是像在今天唱《一无所有》,甚至变成服务性的,我希望自己的作品永远有新东西。

  人物周刊:从今年开始,观众已经能够在电视综艺节目上看到你。之前你一直抗拒电视,现在你是什么态度?

  崔健:这也是我思考了很久的问题。我想了很久,还是打算以后不再做了,因为我觉得掰不过他们。他们不花精力,也可能花了一些相对的精力,我觉得如果按照我的要求做的话,其实能做好。但最起码最近一个都没有。他们有很好的意愿,但是没有彻底执行的能力。

  但是像最近有的音乐现场选秀节目,用的是美国或者台湾团队,他们的音响控制都特别好,现场也特别好。要是这样做,就行。因为他们真的花了本钱,正式的乐队、调试员、现场声音都特别好。不过中国的电视太小了,很多人是用手机直接看,所以剪辑出来后,传播效果可能不是最佳。但它的现场是真实的,这是个很大的挑战。这个不是说你一帮人有理想、有资金去开发,现在马上就能做好。要是有一天出现一种耳机,我说看这个节目的时候,你一定要戴这个耳机,你就会理解这个乐队为什么好、那个乐队为什么不好。流行歌为什么没劲,因为它做不出来这种场,你家电视又只有那么大,那你肯定就看长得漂亮的,视觉足够养眼的,肯定就不会在乎声音,所以就造成了音乐被忽视掉。

  现在电视的播出团队不行,音响、调试团队要求也不高,最后播出的片子也是剪辑处理过的,只有《中国好声音》是在真唱,真唱才有那种效果。他们的乐队达到的水平挺高,投入也够大,像这种摇滚多的话,就能养活一帮高水平的音乐家,之后就能开始良性竞争了。高水平的音乐家、高水平的调音师、高水平的灯光师、高水平的导演、剪辑,这就是良性竞争的诸多要素。也许将来我会出创意,合作电视摇滚的节目。

  人物周刊:听起来你似乎也很理解今天依然猖獗的电视假唱?

  崔健:恰恰相反,越是这样,越要限制它。电视台的这种暴利的可能性巨大,它就像定时炸弹,对文化是摧毁性的。这种摧毁性的传播,只有艺术家才能看出来。看出来就应该去限制它,为什么设诺贝尔和平奖啊,因为诺贝尔看到了和平被毁灭的危险性。让小人掌握了工具或者是一个个国家,世界就会被毁掉。只有艺术家能看到这点,小人拿着坏东西去清洗这个国家的灵魂,这就是音乐产业的现状。

  这个真不光是中国大陆,台湾、香港都一样,极其功利。就让人他妈的觉得,是你这个民族的文化根基深层次的因子是在杜绝冒险精神。他们总是只看冒险失败了会如何,根本就不算这个冒险创造出来的财富价值。这个民族已经没那能力了,快彻底老化了的最大标志就是不相信冒险家。忘了是谁说的,说得特别牛逼,说拿破仑看错了,说中国人不是睡狮是睡牛。因为太远了没看清,不是狮子是头牛。中国需要的是仰望星空的人。

  听过《缓冲》这首歌你就明白,你脑子经常会被洗,你的那个冒险精神经常会被打消掉。一种恐惧比疯狂更加强烈,所以我要做的事很多,你们媒体要做的事儿也很多。你们要让你们的国家怎样,后代怎样,决定权都在你们手上。什么叫创造?创造就是从没办法到有办法。

  我不相信毒品

  人物周刊:能否说说你为何如此注重对身体各方面的保养?

  崔健:这个话题可能要上升到更高层次来谈,我觉得就算不是因为表演,保养也是理所应当的。英文有句话叫:Treat your body like a temple。temple中文直译是“庙”,但在英文里其实包括教堂和寺院。“把你的身体看作一个教堂”,你每天都可以去洗礼自己的灵魂,每天都可以像上教堂一样,去处理你自己繁杂的信息。宗教的概念绝对不是我谈论的问题,我谈的只是一个:什么是你的教堂?就是你自己的身体。有首歌叫《Thanks my body》启发了我这样的想法,谢谢自己的身体。我们这么糟践自己,吸毒、喝酒、不睡觉、乱性,你还支撑着我,还在给我信仰,后来我被你感动了。所以我锻炼身体,你会发现,所有健身房的这些人你都喜欢。这些人都是健康的,因此也是自信的。阴谋诡计都是来自不自信的人,在这个社会里面,人们都应该互相去鼓励彼此的自信心,你会发现,敌人很少。

  人物周刊:这其中有一些功利的考虑吗?比如说出于演出的需要。

  崔健:我还真不是为了这个,我要真是为了这个,我可能做更多的事儿。我可能打羊胎素,可能还要去整容。从生命体验来说,人们当然愿意看没皱纹的人。从审美上,人都喜欢看帅哥美女,没人愿意看有皱纹的,这就是所谓性感路线。你看韩国市场上成功的,总是走这个路线。它永远包装年轻人,因为卖的就是这东西。

  我现在的身体,一刀都没开过。我甚至觉得那个可能会伤害我的身体。我觉得人最好的美容就是健康,让自己实打实地健康,我连化妆都特别烦。你看我上台都不怎么化妆,让灯光配合就完了,少给我打硬光,少打软光。我跟其他化妆演员不一样,所以最自然的东西是最美的东西。我觉得我的运动量还是不够,还太小。

  人物周刊:在摇滚圈中你很自律,从来没听说过你碰毒品。

  崔健:我觉得我抗拒毒品。其实我也想知道人体的能量到底有多大。你看我们中国,由于道德的原因,已经屏蔽掉了性。性能量已经被妖魔化了,性在中国的传统教育里是被压抑和边缘的。人家日本就调动得特别好,日本人没有像西方那样强烈的宗教信仰,你看他们民族的能量调动得特别好,某种程度上他们又有自己的特点。一个科学认识自身能量的民族,完了还能调动它,让他们区别于其他民族,同时又想成为一个优越民族,这个产生的能量就特别大。中国现在能量也特别大,因为过去受了二百年欺负,所以所有人都努力工作。跟别的民族比,中国人现在是最有工作热情的,就是属于那种工作勤恳、不停奋斗、渴望成为最好或者想恢复到最好的一个群体,这个能量是正当的,但这个能量会被滥用。

  谈论性的时候,其实是诚实和有商业价值的,因为这很诚实。别听他们丫吹牛逼,说什么捍卫毒品的尊严,扯什么淡?他们都是极致的真正道德沦丧的人,他们自己都不信那一套,你看墨西哥现在已经快成毒品国家了,这种失控很可怕。我不相信毒品,我也不相信吸毒者,他们道德沦丧,为了他们自己那种病态的需求出卖所有的利益。如果说为了创作,我还能够接受或者同情,但这个肯定是个错误的方向。

  人物周刊:你会不会担心,随着年龄增长,生命能量会走下坡路?

  崔健:这个我承认。但人的抽象能量是两个方向的,而且是离不开的,两种可能性都有。有可能你体力能量越来越差,但思想能量越来越大。很多伟大的艺术家都是在晚年释放最大的能量。其实从技术上讲,我现在在舞台上的能量比以前要好,乐队成员都这么说,我现在演出比那个时候放松。就像游泳一样,你说你游泳或者跑步,你训练的不是让你找到怎样有能量,而是找个放松的方法。别人走10米的能量,你可以走100米,这就是能量的科学使用。

  只要快乐,就会永远做下去

  人物周刊:出道至今二十多年,你始终都活得特别自由。

  崔健:谢谢你这么说。我自己满足这种生活方式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个,我自己从来没有被任何空泛的道德观念限制,我也没有被物质限制,我不需要强迫,我不记恨别人。就包括像李宇春出场费比我们高,像刀郎的市场价值就比我们大,我都很平静。我分得很清楚,谈市场价值,我就不谈艺术价值。人家值这个钱,人家有人看,有人买单,那就是他应得的。我们乐队的人,也经常给流行音乐伴奏,我说你去吧,我还高兴呢,你挣钱挣得多,说明乐队光荣。

  人物周刊:再听到“摇滚教父”的称号,你会是什么感受?

  崔健:我愧对这个称号,因为我觉得我的作品太少。我出专辑慢,因为我的作品不像那帮人是流水线的。我给自己最大的一个压力就是要一直提高作品质量,因为我较劲较得太狠,其实我应该放弃一些,我担心有一天我累了的时候,我想做的做不完了。我很怕自己的体力不够,其实制作是个耗费巨大体力的工作。我需要的是一个很好的制作人,中国优秀的制作人全都做流行音乐去了,做摇滚的都没经验,还特难找。从国外请的话,把声音做得特别漂亮可以,但我发现又失去了我的力量。要找到符合我声音的这个人,特别难。

  再过5年,等我再出两张专辑的时候,你可能就会知道我这过程是怎么走来的。我现在正遇到一个过关的点,我也不知道过不过得去,我也就不说这事儿。

  人物周刊:在今天,你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?

  崔健:肯定还是自身。这个时候,要挑战的东西很多,你要挑战市场的承受力,你要挑战政策的承受力,你还要挑战这个组织的承受力。对自身的挑战,其实是每天都有的。你会发现,你对乐队的管理,一样非常有挑战性。因为人越多,矛盾也越多。不光是一些名誉上的争风吃醋,同时还有兴趣上的。最后,你还得来个民主集中。应对完这些挑战,你才能在激烈竞争中赢得一个有含金量的话语权,当然也是真正的话语权。无论音乐还是电影,你感到新鲜,你才愿意欣赏。如果他用老崔的眼睛看这个世界,又能看见新东西,他肯定才会觉得有意思,才会按照你的预期听下去。送人的永远是送人的,打水的永远是打水的。

  人物周刊:所以,你希望自己一直是那个打井的人?

  崔健:对,这种东西是我有兴趣的。如果我没有兴趣干这事儿,观众一下就看出来了,我音乐的价值就会跟很多人一样,变成单纯给人服务。其实这种机会有的是,就是别人跟我签约。当年我刚写完《一无所有》,就有人来跟我联系说给我多少多少钱,完了几年出一张唱片。但这有什么意思呢?我也不想透支我的价值,所以我认为自己控制得还挺不错。在有些人眼里我可能有些愚蠢,他们会说为什么你没在最火的时候,挣一大笔钱,完了该歇就歇了。我说我歇什么啊,我工作的意义是为了歇吗?我做音乐的时候,本身就是歇。我自己喜欢,这就是休息,所以我没有假期。我就觉得工作就是很大的乐趣,我很高兴,我也没有那么紧张。有一天我不想干的时候,我就不干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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